34年离开瑞金后，毛主席为何终生不愿重回此地？民间传说可信吗

王明的崛起之路

1927年8月，毛主席在武汉辞别了瞿秋白。当时瞿秋白极力邀请毛主席随中央机关一起迁到上海工作，毛主席却拒绝了他：“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

此后，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改组了湖南省委，并领导了秋收起义。此后，他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又奋战数年，创建了苏区根据地。

毛主席不在中央工作的这些年里，中央人事变动频繁，有的人他认识，有的人他不认识，再加上当时条件恶劣，双方交流较少，对彼此的情况都不是很熟悉。

1928年6月，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会议上，代表们认真观看并学习了苏共在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成功经验。六大结束后，代表们陆续返回中国，开始强调：今后的中国革命，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革命道路。

不久后，中央派了刘安恭前往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并传达中央的最新精神。

毛主席对刘安恭的那一套说辞不以为然，以他多年的经验来看，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他和朱德一起给中央写信，据理力争，对刘安恭进行了斗争。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总理在接到毛主席和朱老总的信后，便将陈毅派到了红四军，接替刘安恭的工作。

1930年6月11日，当时负责中央领导工作的李立三推出了“立三路线”，他起草了著名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该决议决定应该以武汉为中心，发起全国性的暴动，并集中红军对中心城市发起进攻，最终“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李立三的这些主张，和毛主席在农村实行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完全对立，因此在红四军中难以贯彻。李立三为此曾在会议上点名批评毛主席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的毛泽东同志……”

不久后，毛主席和朱老总接到了中央要他们再去攻打长沙，尽管他们对此命令非常疑惑，但在前委大多数同志都同意的情况下，毛主席也只好执行命令了。结果就是经过16天的苦战，不但长沙没有攻破，红军还陷入到了腹背受敌的情况。在这种局面下，毛主席果断作出了停止进攻的决定。

不久后，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瞿秋白和周总理主持会议，纠正了李立三所犯的严重错误，李立三被要求离开中央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查。

王明在李立三主政期间，曾和博古等人一起旗帜鲜明地反对过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李立三为此撤销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一职，将他下放到了江苏当宣传部干事。

得知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王明自然满心拥护。然而，不久后他又从夏曦那里得知，共产国际对六届三中全会的结果并不满意，因此他便开始公开给中央写信，批评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在主要问题上实际上还是在继续着立三路线，他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要求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并撤换三中全会上诞生的中央领导。

王明之所以有如此底气，一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共产国际撑腰，二是因为这年年底，他的老师、共产国际执委兼东方部部长米夫来到了中国。

晚年王明

在米夫的策划下，六届四中全会于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在这次全会上取消了从前的所有处分，并攫取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2月，他又升为政治局常委。当时的向忠发虽然在名义上是总书记，但中央领导的权力实际上已经从李立三转移到了王明那里。

自此之后，一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派，或者叫“共产国际派”逐渐形成，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地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损失。

赣南会议：王明和毛主席的第一次交锋

毛主席和王明在军事思想和路线、土地革命、创建根据地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

1931年9月1日，王明发出一份长达1.2万字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主席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这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在上海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不久后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行前，他推举博古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还不忘再次向苏区中央局发去电报，批评苏区犯了“严重的错误”。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根据王明和博古的指示，中央代表团随即在瑞金叶坪召开大会，对毛主席的“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争”等方针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并撤销了毛主席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这便是著名的赣南会议。

赣南会议的结果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观点，这是苏区命运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

王明到达苏联后，又在莫斯科以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要求成立中革军委，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等职务和组织。这样，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自然也被取消了，但作为红一方面军的重要缔造者，他还是可以参加军队内的一些主要活动。

好在苏区根据地是毛主席等人一手创建起来的，在苏区，主席的声望依旧不容忽视。不久后，失去代理书记职务的毛主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改做起了政府工作。毛主席被称为“毛主席”也正是从这一时候开始的。

宁都会议：毛主席失去了军事职权

1932年6月，蒋介石在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获得了短暂的安宁，他于是开始着手准备对中央苏区的又一次围剿。

在这种大敌当前的背景下，周总理给苏区中央局写信，希望恢复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的建议被采纳。

在毛主席和朱老总的指挥下，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宜黄、安乐战役，重挫了国军进攻的势头。在战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又立即下令，要红军乘胜追击，夺取南城，然而大军到达城下时发现，蒋介石已经调集了3个师做好了准备。

鉴于这种情况，毛主席、朱老总在和周总理商量后，决定改变原先部署，撤退到东韶一带休整，重新寻找作战时机。

这本是战场上的随机应变，机断处事，但后方的临时中央的苏区中央局却非常不理解，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逼南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王稼祥等在回电解释，继续反对北进方针，坚持原地休整。

矛盾于是变得公开化了。苏区中央局转而决定停止红军行动，并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解决毛主席等人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坚持自己观点，认为红军不应该在不利条件下离开苏区，主动迎战强敌。中央局的一些成员则批评毛主席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计不足，对夺取中心城市消极怠工，并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指责为“守株待兔”。

毛主席的据理力争，在他们看来，成了“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

宁都会议旧址

第一次会议时，周总理因为在前线并未参加，但朱老总和王稼祥都给予了毛主席很大的支持。

王稼祥说：

“我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的，对中央的指示，我一直服从和执行。但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以及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和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的时间也不长。倒是和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老乡……我们要看谁的主张对革命更有利。”

王稼祥最后强调：

“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他的发言让大会陷入了僵持，双方观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此时周总理从前线赶了回来，由于他是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主持会议的责任自然交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