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建设风起云涌 武汉差异化布局数字产业链

　　数字经济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数字经济在为疫情后经济修复提供强力支撑的同时，也加速了产业数字化进程。武汉作为曾经的疫情风暴眼，数字经济也因此迈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近期，武汉市正式发布首批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共包含人工智能、区块链、5G、工业互联网、北斗与卫星互联网等五大技术应用领域的271个数字经济应用场景项目。

　　事实上，这是今年以来武汉发力数字经济建设的延续。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1年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武汉数字经济指数得分位列参与评估的242个城市中的第16位，为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

　　随着新基建的刺激政策密集出台，融合基础设施产业赋能广泛，正成为“新基建”重点规划方向。也就是说，新基建的推进程度将直接影响着产业数字化水平。根据上述蓝皮书数据显示，在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内容中，50%聚焦于推进产业融合，28%致力于提升数字治理水平，22%服务于打造数字社会。根据区域经济禀赋的差异，武汉也在努力尝试以基础良好的产业为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布局谋划并积极抢占优势产业和发展制高点，实现发展方向的差异化和特色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中。

　　6月16日，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秦尊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与民生、城市发展、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人人都不能置之度外。因此，只有在这方面加强普及教育，充分意识到数字经济的巨大价值潜力，才能使数字经济发展走上新台阶。从这个层面上讲，武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政策持续加码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

　　自2013年以来，手机网民数量规模化递增，互联网行业迎来移动端时代，中国数字经济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并迈入成熟期。

　　在政策方面，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发布，标志着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015年7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为重要开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数字经济，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国家层面对数字经济的高度关注。

　　随着一系列政策文件陆续出台，数字经济日益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也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的重要力量。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较去年增加3.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同比提升2.4个百分点，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的19.1%，占GDP比重为31.2%，产业数字化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强大引擎的同时，也缓解了疫情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

　　武汉发力数字经济融合

　　针对全国各地数字经济的发展，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指数来看，当前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福建等省市稳居第一梯队，湖北数字经济则处于中上游水平。

　　其中，武汉凭借着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枢纽优势、四通八达的交通区位优势和高校云集的人才资源优势，推动整个湖北省数字经济抢占市场先机。

　　2020年7月，武汉市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挂帅的市数字经济发展委员会，印发《武汉市突破性发展数字经济实施方案》，建立全市数字经济常态化工作推进制度；促进数字经济新兴技术与实体经济、城市治理、社会民生的深度融合的目标。总体思路围绕“两化”、“三融合”展开，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与城市治理融合、与社会民生融合。《方案》指出，未来3年，武汉市将通过全面实施“573”工程——即5大数字“新基建”，7大数字“新产业”，3大数字“新融合”，推动武汉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建成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武汉各区域基于各自产业基础形成规模，发扬自己的特色，聚集产业，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竞争。比如智能网联汽车就放在武汉经济开发区来做，其他地区就不弄了。但可以以一个地方为主体，其他地方可以配合，形成1+1>2的效果。”秦尊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武汉产业的多元化以及各区差异化竞争的格局使得武汉发展数字经济、提高融合度有一定先发优势。

　　在秦尊文看来，武汉拥有众多的科研院校也为数字经济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是技术优势。武汉是全国物联网发源地之一，全国最早做物联网实践的城市就是武汉和无锡。2018年，原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烽火科技集团)和原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集团)联合重组，成立了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公司，成为数字经济代表企业。二是科研优势。湖北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七位，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大学和科研机构创新实力突出，在数字经济领域拥有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第三，产业需求。湖北传统产业占比大，产业转型任务重，但因此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现有产业的空间更大，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也更大。尤其是在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网联汽车方面，武汉走在全国前列，十年前武汉就是全国首批智慧城市的试点城市，2016年又被工信部列为全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六个试点之一。目前，武汉的智能网联汽车在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应用场景最多。”

　　数字产业链全面开花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1中国数字经济园区市场前景及投资研究报告》，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产业链图谱主要是由数字产业设备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管理四个方面组成。

　　凭借着区域、科创资源等优势，武汉数字经济在上述四方面的发展均走在全国前列。

　　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姜铁兵在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相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自去年武汉市发布突破性发展数字经济实施方案“573”工程后，在五大数字新基建方面，已经累计建成5G站点33479个，基本完成5G宏站建设任务，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投入运营，已投入使用5G、车路协同测试道路125公里，世界一流城市电网建设开工项目81个，累计建设充电桩27.1万个，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IPV6加快建设，标识解析注册量达到44.86亿。

　　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华星光电的国内首条柔性折叠显示屏生产线(即t4)正在产量爬坡。华星光电还计划在光谷T3、T4两大项目基础上，继续投建T5项目，这将是华星在汉布局的第二条柔性OLED产线。10余年来，湖北在显示产业上投资近千亿元，从LCD到OLED、从硬屏到柔性屏，布局建设了5条新型显示面板生产线，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

　　在武汉联想，每天有超10万部手机从武汉下线，九成出口。依托华为、联想、小米等知名终端研发生产企业，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终端产品产业集群正在武汉加快培育。

　　去年9月，中国电子云战略与产品发布会在武汉经开区举行，中国电子云全球总部将落户武汉。中国电子云采用了被誉为“中国架构”的“PK”体系(飞腾CPU+麒麟操作系统)，并加入“S-Security”立体防护的安全可信链，筑牢自主核心安全技术的基础和底座，是专为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大型集团企业打造的新一代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化方面，由光谷企业武汉梦芯科技有限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的芯片，联合武汉导航与位置服务工业技术研究院，依托自身北斗定位技术研发实力，将BDS/GPS高精度定位系统、移动通信系统、能耗综合管理系统等有效整合。未来，公司还会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应用到教育、旅游、养老等领域，助力构建智慧城市。

　　在武汉版图以东的中国光谷，自2015年启动互联网生态培育，短短5年内，数字经济企业激增至3000余家，其中互联网“第二总部”企业达80多家。2020年10月27日，中国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在东湖高新区23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额216.5亿元。据介绍，华为长江鲲鹏、小米总部二期、浪潮华中总部、腾讯数字产业总部、阿里巴巴华中总部、中国电子云全球总部、华为AI算力中心、华为武汉云、苏宁易购湖北电商总部、菜鸟华为区域中心、科大讯飞华中总部、创维MINILED显示产业园，黑芝麻智能科技总部等一批新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

　　产业数字化方面，武汉汉阳大健康产业中心正着力打造武汉市最具代表性的“数字经济+大健康”综合示范区。数字技术与医养服务结合将成为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秦尊文分析称：“这也是武汉差异化布局思路的延伸。汉阳土地面积狭小，发展制造业存在一定制约，但与此同时，逐步聚集了一大批医药物流企业，形成区域鲜明特色。”

　　作为医药行业龙头企业，九州通董事长刘长云也曾公开表示，将从智能化仓储系统、智能化物流、分销平台化等多方面拓宽产业链布局，充分利用好数字技术；同时，联影集团将在武汉设立联影智能全球总部，在武汉100%孵化生物科学仪器公司，总投资45亿元的迈瑞医疗武汉基地和华大智造智能制造及研发基地项目亦在加速推进。

　　在汽车行业，国家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基地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武汉经开区正积极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应用示范，力争到2025年，累计引进2—3家新能源整车企业，基地总产值超1000亿元，建设成为国家车联网先导区，全面推动“中国车谷”高质量发展。

　　挑战仍存

　　当下，数字经济仍然是一个新兴产业，全国各地都在不断掀起探索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潮。相较于以上海、杭州为核心的长江下游有着良好的数字产业基础，以成渝为核心的长江上游依托自身传统重工业基础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长江中游城市则以武汉为核心，发挥武汉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助力中游地区数字经济崛起。

　　对此，秦尊文认为，总体来看，武汉具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各项条件。“但当前武汉传统企业和小企业在产业数字化方面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自身能力不够，无法适应数字化转型节奏，二是数字化社会治理还未全面普及，企业得到的指导也不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也表示，“当前来看，武汉发展数字经济还有一些挑战，一方面，缺少本土化有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缺乏一个企业核心来贯穿多样化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另一方面，武汉还面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资本、人才、技术的竞争压力。”

　　相较于第一梯队的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等省市，武汉目前的数字经济发展仍有较大空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研究发现，这些省市不仅自身经济水平发达，在政策环境、人才优势和产业基础等方面都有着典型优势。针对数字经济产业的培育起步早，且从横向布局和纵深推进两方面持续发力，结合本土优势，将数字经济打造为本地特色名片。

　　以广东为例，依托深莞惠经济圈已经形成的高端新型电子产业支撑，和华为、腾讯、中兴、华南理工、中山大学为代表的企业和高校主体，粤港澳大湾区已逐步形成“广州-深圳-香港-澳门”联动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广东经济实力雄厚，GDP全国第一，与市场经济接轨充分，常住人口全国最多，消费能力强，可以形成强大消费市场。有鉴于此，其率先建成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5G基站、窄带物联网基站规模保持全国第一。传统产业和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深入推进。

　　对比来看，武汉乃至湖北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在近期仍旧会受到新基建建设进度的制约，相比广东、江苏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而在长三角，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集群正在发力工业互联网，聚焦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工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两网贯通”、服务业制造业“两业融合”、工业场景开放和工业数字底座，打造制造业新模式。根据《亿欧智库：2021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上海依托本地科创企业数量优势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未来将着力推动长三角地区跨区域分工协作，实现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系统创新。

　　“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有一定区位优势，有外贸产业链支撑，富集了资本、技术和人才，在这种聚集效应方面武汉还有些差异。”盘和林认为，通过提供区域性的优惠政策，引进更多人才和核心企业，是当下武汉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与成都的PK战

　　在横向对比上，由于体量相当、发展阶段相同，作为中西部两个强市，成都、武汉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对标”也已被展开。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2021)》，通过分析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城市服务、城市治理和产业融合得出的城市数字经济总分排行榜中，成都居全国第四位，武汉居第十六位。

　　在数字经济领域，为何武汉落后于成都？

　　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宏观因素来看，人口方面，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成都总人口突破2000万，比武汉多出861万人。可见，近年来成都城市吸引力正在不断增强，而人口优势被视为数字经济人才优势的基础。

　　经济规模方面，2021年一季度，成都市GDP为4552亿元，武汉市GDP为3574亿元，经济规模直接决定着数字经济投入力度和相关产业发展规模。

　　在产业基础方面，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较快，为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对成都来说，资源型数字经济借助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更大的价值。”赛迪专家张爽此前解释电子信息带来的技术优势。在他看来，“不管是创新驱动也好，产业融合也好，包括供给侧改革等等，都需要依靠这种技术型发展。从长远来看，没有技术型发展，后劲会不足。”

　　仅凭这些因素还不够，还需要地方政府的政策“加持”，为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规划引导。

　　在政策方面，早在2017年，成都印发《关于营造新生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意见》，将数字经济列为聚焦发展的六大新经济形态之一。一年后，《成都市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出炉，明确将聚焦下一代信息网络、新兴软件服务、电子核心产品制造三大领域，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

　　而武汉正式公开提出“数字经济”概念，是在2020年7月出台的《武汉市突破性发展数字经济实施方案》，明确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思路。

　　盘和林认为，成都的创新多是由市场化的中小型企业主导，在政府审批方面，成都也进行了简化，并加大了基础科研的投入，构筑了产业生态圈。而武汉的主导企业规模更大，并以制造业为基础。

　　“整体来说，武汉和成都的差距并不大，且武汉有‘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的优势，相信赶上成都只是时间问题。”同时，盘和林也表明，武汉数字经济有着自己的发展机遇，依托通信行业，围绕“光芯屏端网云智”形成差异化的场景和终端产品，有侧重的发展数字经济，形成区域性产业集群，实现数字经济的全产业链落地。

　　在盘和林看来，推动武汉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可考虑全面推进数字城市建设，落地更多应用场景，通过试点后推广的方式，将数字化落地到实际场景当中，将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自下而上的企业场景布局相结合，双向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重点发展智能终端产业；在城市数字建设方面，要推进技术简化，推进接口的标准化；在信息技术方面，要多激发市场竞争的力量。

　　“从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来看，武汉发展的方向是最明确的，也是收效最好的。”盘和林指出，武汉、杭州、广东等地的数字化经验都是值得学习和推广，各地应当在学习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推进地区性政策，保持差异性发展，防止扎堆。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华中分院研究员陈红霞实习研究员徐寅生)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